國際基於規則的秩序 (IRBO) 受到威脅，全球力量正在轉移。隨著東方和西方重燃舊仇，我們被引導相信這場鬥爭將決定國際關係的未來和民族國家的方向。然而，全球轉型不是由國家政府領導，而是由全球利益相關者網絡領導，全球技術專家是他們的目標。
在本文中，我們將探討守序國際秩序（IRBO）的真正本質，研究究竟是哪些力量在塑造這個秩序。我們將會重新探究我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敘事究竟是否成立。 人們普遍認為IRBO正在面臨一些顛覆性的變革，這種變革通常被認為是民族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發生了東移。
據說，這個有別以往、初見雛形的國際秩序將奠定在一個由主權國家和國際法所構成的全球多極體系之上，並且這個全新的體系將與如今已漸漸日薄西山的西方“守序”（rules-based）模式分庭抗禮。
這一次，新的國際法體系將不再是西方帝國主義一支獨秀，而是強調多極合作、自由貿易與尊重國家主權。它將由歐亞大陸的經濟和技術力量所主導。
各種明顯的、持續的地緣政治對立乍看下似乎是在強調我們過去所熟悉的東西方分歧仍然存在。然而，這個現在被稱為多極秩序的東西，實際上是多方利益相關者休戚與共的秩序。
正如我們即將看到，推動當前全球治理結構轉變的實際上並不是民族國家。一直以來我們所被灌輸的地緣政治敘事往往都是膚淺的。
那些正在引領這場變革的人並不效忠於任何民族國家，而只忠於他們自己的全球主義網絡和議程。對他們來說，國際法與其說是某種對“規則”的模糊承諾，倒不如說是妨礙他們實現野心的絆腳石。
各國政府都是這個由國家和非國家的參與者所組成的網絡的合作夥伴。儘管它們看似互不對頭，但幾十年來各國其實一直都在合作塑造今天正慢慢開始浮現端倪的全球治理複合體。
不管最後領導它的是誰，IRBO都會以新的形式繼續延續下去，隨著二戰後的秩序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從前生活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人們所完全無法想像的框架與生活方式。
因此，如果要接受這種轉變，我們勢必也得跟著做出改變。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被淺移默化地調教去相信新的IRBO帶來的承諾，以及它所建立的全球專家統治（technocracy）。
守序國際秩序（IRBO）
2016年，外交關係協會（CFR）的斯圖爾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世界秩序：規則到底是什麼？》（World Order: What, Exactly, are the Rules?）。在文中，他將二戰後的時代形容為“守序國際秩序”（IRBO）。
帕特里克是從美國例外論為出發點展開論述，他敘述了IRBO是如何變成霸權控制全球政治、世界經濟及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IMFS）的工具：
“1945年後的西方秩序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是由美國這個強權憑一己之力塑造。在戰略兩極化的大背景下，建構、管理並捍衛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制度...在貿易領域，霸權推動自由化並維護開放市場；在貨幣領域，霸權提供可自由兌換的國際貨幣、匯率管理、流動性並扮演最後貸款人；在金融領域，霸權是國際投資與發展的動力。”
雖然國際法是IRBO的組成部分，但它本身畢竟不是法律。馬爾科姆・查默斯教授（Malcolm Chalmers）則在為英國皇家聯合服務學院（RUSI）撰寫的文章中將IRBO描述成是關於普遍安全與經濟體系的國際協議和衝突解決程序。
目前的IRBO被認為是一套由西方說了算的國際規範和機構體系。從一戰和二戰後的結局來看，所謂的秩序無非就是在國際舞台上實踐“強權即公理”。
光說不如行動
在西方，我們都被教育要對IRBO有信心。IRBO被作為一種規範民族國家行為的方式灌輸給我們，這種國際關係號稱是通過協商來確定，規範了有什麼行為是可接受的。
但IRBO當然遠遠不是一套促進民族國家和平共處的規則，反而在大多時候只是一種操縱的工具。既然如此，是誰在使用這套工具？
俄羅斯和中國最近發表的聯合聲明似乎明確地對如今的IRBO進行了重新定義。普京和習近平的這份聯合聲明的部分內容如下：
“當前，世界正在經歷大變局，人類社會進入大發展、大變革的新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持續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持續推進，各國相互聯繫和依存大大加深，國際力量分佈趨於重構...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踐行聯合國和聯合國安理會發揮核心協調作用的真正的多邊主義。”
與之相比，英國外交大臣麗茲・特拉斯（Liz Truss）在受羅斯柴爾德家族贊助、專門研究亞太問題的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上發表的演講則挑明了西方的立場，她說：
“俄羅斯和中國的合作日趨緊密，它們試圖搶先為人工智慧等新技術制定標準，好確立它們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
它們正在破壞過去的守序國際秩序，它們正在削弱支撐這個秩序的價值觀...那就是我們所信奉的自由與民主...正如斯科特・莫里森總理（Scott Morrison）所說：‘我們翻開人類的歷史可以知道，唯有民主才是引領變革的引擎。’...科技締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從而賦予人們權力，但我們也知道它有可能會被有心人利用來助長恐懼...通過與美國堅定不移地站在一起，我們展示了我們守護區域安危與穩定的決心。”
乍一看，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對峙的原因再怎麼改變，唯一不變的只有對峙本身。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謊言。
在討論IBRO時，我們首先會碰到的是術語的問題。有時它被稱為“守序國際秩序”，有時是“國際秩序”或“規則體系”；或者偶爾也有“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現在我們似乎還可以加上“基於國際法的世界秩序”。
雖然對這所謂的全球治理體系的定義仍然莫衷一是，但它們終究都是同一回事。支點也許已經鬆動，但詭計依然還是詭計。
這個定義問題也點出了任何講究規則的全球秩序概念都會有的一個毛病。它的定義實在過於籠統，而且十分無常。它更多還是依賴於具體時空背景下的政治現實，而不是真的有任何道德、法律或政治戒律作為依據。
儘管這個秩序的確如特拉斯所言可以被強取和利用，但她在究竟是誰在濫用這個體系這件事上卻有刻意誤導聽眾之嫌。現有的IRBO既不是建立在自由也不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她的主張實際上是一種欺騙。
最近美國國土安全部（DHS）才明確表示，有些人因為散佈“虛假”訊息而傷害了政府的公信力，這樣的行為無異於恐怖主義。換言之，任何美國公民都無權質疑政府的政策。他們只要這麼做，就是在散佈虛假訊息。因此，國土安全部建議，不信任政府這種行為本身應該被當作犯罪起訴。
這便是美國司法部的國家安全司（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宣布要成立新的國內反恐部門的理由。據司法部助理部長馬修・奧森（Matthew Olsen）告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新部門成立是為了對抗日益嚴重的“極端主義”威脅，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反政府和反權威意識形態”。
按照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的說法，質疑“權威”和“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極端主義立場。在政府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看來，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存在的必要。一旦沒有言論自由，美國的民主就完蛋了。
類似的，紐西蘭總理潔辛妲・阿爾登（Jacinda Ardern，她也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青年領袖）最近也承認她的政府有意剝奪人們理論上不可剝奪的漫遊自由權（right to roam），除非他們接種了疫苗。
歐盟委員會同樣半斤八兩，歐盟的數位新冠證書也限制了公民的行動自由，除非他們有接種正確的疫苗。 這些疫苗“證書”最終將成為所有公民獲得完整的數位身分證的第一步。2021年6月，歐盟委員會主席烏蘇拉・范・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
“我們想為歐洲人提供一種新的數位身分證。這種身分證既值得信賴又會保護在線的使用者，它允許每個人掌握自己的在線身份，並憑藉其來與整個歐盟的政府與企業互動。” 換句話說，歐盟公民的疫苗身分證將成為歐盟數位身分證計畫的關鍵開始，將來人們都需要有這張身分證才能獲得商品與服務。如果沒有這種授權的話，他們就會被排除在社會活動之外。
近日，有些政府似乎在它們的疫苗護照（證書）計畫上怯步了，主要是因為公眾的反彈聲浪越來越大，但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停止。 對數位身分證的承諾早已控制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也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第16.9項中明確提及的。不管將來是誰來領導IRBO，全球性的數位身分證都將繼續被推行下去。
恰如特拉斯所言，這些政策表露出的是對“自由與民主”的完全漠視。縱觀整個五眼聯盟和歐盟，我們所看見的都只有對威權獨裁的承諾。
麗茲・特拉斯
在特拉斯身居權職的英國，這些獨裁計畫已經準備就緒。英國政府利用這場疫情大流行推動與制定了一系列的專制法案。
2020年的《隱蔽情報線人〈犯罪行為〉法》（Covert Human Intelligence Sources (Criminal Conduct) Act）允許政府可以犯下任何它想要的罪行，並免除公職人員的所有法律責任；《警察、犯罪、量刑和庭審法》（Police, Crimes, Sentencing & Courts Bill）已幾乎把所有公眾抗議定義為非法。
雖然目前它在被上議院拒絕後就一直卡在那裡，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終還是會經過一些些微的修改後被投票通過；《網路安全法》（Online Safety Bill）一旦頒布將終結網絡上的言論自由，對官方機密、反間諜以及反恐怖主義法律正在擬議中的修改也會終結記者為公共利益辯護的權利，於是未來的英國將不會再有任何揭露內幕和調查性的新聞。
所有這些橫蠻的改變都體現在了英國政府提議要對《人權法案》進行的改革中。他們在新聞稿中口口聲聲都是個人權利、自由和民主，但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想要糊弄毫無戒心的公眾的一紙空文罷了。
即使他們滿口都是多元性和對自由的承諾，但他們的新聞稿卻透露出了一種言不由衷的感覺，他們的實際行為也與他們的意圖完全背道而馳。他們說：
“政府希望訂立一項《人權法案》以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維護更廣泛的公共利益...‘權利文化’發展至今已經蓋過了對個人責任和公共利益應有的關注...固然人權是普世價值，但這項《人權法案》將來可能會要求法院在解釋和裁定合宜權利時，在申訴人的行為與更廣泛的公共利益之間做出更多權衡
立法權從國會轉向法院的轉移，在界定具體權利與衡量更廣泛的公共利益這方面，法律的制定權一直以來都是由法院而非國會來行使，這導致了一種民主赤字...在涉及保護國家安全、保護公民安全和採取必要措施保護個人安全的時候，言論自由並不能成為一項絕對權利。”
雖然英國政府嘴巴上說“人權是普世價值”，但一旦碰到了政府認為更重要的事，這時它就變成了“有條件的權利”，再也不是普世價值。 個人在法庭上為自己的權利據理力爭有礙政府的計畫。所以這被認為是“民主赤字”。因此，新的《人權法案》打算將政府的權力與權威置於人民的自由之上。
英國政府將自行定義何謂“國家安全”，並在他們認為合適的情況下使它凌駕於所有個人權利之上。英國政府不會容忍漫遊、言論與表達的自由。反之，“公共利益”、“安全”和保護民眾免受“傷害”這些模稜兩可的概念將會取代自由與民主。
在大西洋兩岸，五眼聯盟的南方，一個新的體制正在誕生，它非常符合墨索里尼心目中的法西斯國家：
“法西斯的生命觀強調國家的至高無上，個人利益只有在與國家利益相一致的時候才能被接受...自由主義從個人的立場出發否定國家；法西斯主義則強調個人真正的本質就是國家的權利...法西斯國家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概念；在它之外，沒有任何人文或精神價值可以存在，更不用說是有這些價值了。
按此理解，法西斯主義應該是極權主義的，而法西斯國家——一個包含了一切價值的綜合體——將詮釋、發展與推動一個民族的生命。”
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自詡是國際規則秩序的守護者。由於它們致力於打造一種新形式的全球法西斯主義，IRBO會保護我們的安全這種想法實在令人懷疑。事實上，今天的IRBO從未真正帶來過絲毫自由或民主。
IRBO的領袖們早已習慣雙重標準。非法戰爭、針對本國國民的長期恐怖活動、支持外國恐怖主義叛亂、殘酷的經濟制裁以及參與國際毒品走私活動，這些都是那些宣稱能代表IRBO的民族國家所犯下的惡行惡狀。
儘管西方霸權堅持所有人都必須遵從他們的規則，但他們自己卻並不怎麼守規矩。光是最近就有很多例子，比如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北約違背了對前蘇聯總理戈巴契夫承諾的絕不會向東擴張哪怕“一英寸”；還有對記者的恣意囚禁。
這當然不是說IRBO目前的競爭對手，尤其是俄羅斯、中國和伊朗就有好到哪裡去。然而，現有的IRBO“領導國家”確實沒有任何可以佔據道德至高點的理由。 無論像特拉斯這樣的政客再怎麼粉飾IRBO，把它美化成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基石，但這些終究都只是毫無意義的陳腔濫調。所謂的和平與安全根本是自欺欺人。
IRBO的本質
如今的IRBO普遍被認為是一個仰賴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優勢所奠定的西方、自由民主秩序。然而，儘管主流媒體、學術界和智庫的說法是這樣，但這當然不是當今守序國際秩序的真貌。用更準確的話來說，IRBO實際上是全球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網絡操縱民族國家、以實現其私人企業議程的工具。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從來也就只是如此而已。
這是一個由企業、智庫、私人基金會、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成的網絡，各方透過這個網絡互相合作，好將全球政策議程落實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層面的政策與法律。這就是俗稱的全球公私合作集團（G3P），它的影響範圍可以延伸至每一個國家。
如果說全球的政治地圖是由一個個主權國家拼湊而成，並且是無政府狀態（指沒有一個統治國家），但G3P則不然。這個全球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網絡是一個專制、層層分隔的結構，可以輕易被操縱以達到他們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由他們發號施令、具有凝聚力的全球治理體系。
在整場虛偽的疫情大流行期間，世界經濟論壇（WEF）一直馬不停蹄在與各國政府和政府間組織合作推動其大重置（Great Reset）議程。G3P正是WEF口中的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全球治理範本。
2019年10月，就在疫情開始前不久，WEF發佈了《全球專家統治：多方利益相關者方法論》（Glob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這份報告認為這個世界必須跟上以WEF為代表的G3P所推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同時也對實現全球治理的進展仍然緩慢表達了遺憾。
在這個多方利益相關者的系統中，民選政府只不過是眾多利益相關者之一。G3P中大部分的合作夥伴都是私營企業，例如國際清算銀行，要不然就是代表私營企業的利益，例如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我們的民主監督最多也只能監督政府，這也是G3P的那群傢伙所能允許的極限。我們不妨細品一下前英國首相首席特別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說過的一段話，這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民主問責制究竟有多麼中看不中用。在2021年5月向國會委員會作證時，卡明斯說：
“我從3月的時候開始接到很多人的電話，他們說這種新的mRNA疫苗很可能會顛覆傳統的概念...幾乎每個像比爾・蓋茲那樣的人，還有那些圈子都很言之鑿鑿。說得簡單點，有一個圈子，裡面都是像比爾・蓋茲那樣的人，他們每個人都在談論過去的常識將會被顛覆...蓋茲和那些人都說，你可以把這一切比作是過去那些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的計畫
比如二戰中的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畫...但蓋茲和那些人的意思是...今天的這項計畫能帶來的回報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就算最後得要砸上數十億美元，也仍然是一樁絕佳的賭注，所以我們基本上就這麼決定了。”
卡明斯正在談論的是英國政府對待這場所謂的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公衛政策。這些政策將會決定這個國家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和每一個孩子的健康。
從他的這段話可以看出，英國政府實際上只是在遵從“像比爾・蓋茲那樣的人”的圈子所發出的指示。英國政府把無比重要的國家政策交給了比爾＆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MGF）的定奪，聽憑一個私人免稅基金會的號令。
蓋茲基金會是G3P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就像WEF，它們與其它政府和政府間組織也有十分廣泛的合作關係。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蓋茲基金會以及替其實施公共衛生政策的政客們所口口聲聲的疫苗安全性與有效性都與事實相去甚遠。我們也知道這次失敗對蓋茲基金會來說並無所謂，因為“回報是如此之高”，所以根本不必放在心上。
政策智庫是G3P的核心。它們與G3P的其它利益相關合作者一起替政府起草之後會被實施在民眾身上的政策。 這些智庫，例如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 – Chatham House）幾乎都是由來自跨國企業（包括各國央行）、金融機構、非政府組織、慈善基金會、私人捐獻者、政府間組織、學術機構和政府的代表所組成。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成員遍及聯合國、蓋茲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英格蘭銀行、AZ、葛蘭素史克、《彭博社》、《衛報》、倫敦金融城、歐盟委員會、貝宜公司、高盛、戴爾比斯公司、貝萊德集團、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華為公司、倫敦國王學院、倫敦經濟學院、樂施會、英國陸軍以及各國政府，當然還不只這些。
以為這些全球主義組織毫無實質影響力，只能為政府提供建言是一種非常天真的想法。有些學者提供了更準確的分析，比如哈特維希・帕茨教授（Hartwig Pautz）就寫道：
“它們非常積極地在嘗試影響決策者和更廣泛的公眾，試圖通過非正式與正式的渠道，並利用它們通常遍佈政黨、利益集團、企業、國際組織、民間社會團體、公務官僚機構的跨國政策人脈來做到這一點...今天的決策者對研究員、專家、幕僚的依賴已經越來越深，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提供決策者所需要的資訊、數據和專業知識。”
然而，當我們再看看像多米尼克・卡明斯和希拉里・柯林頓這些人的評論時，就會發現即使是帕茨也還是太過輕描淡寫了。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說過，外交關係協會（CFR）——其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負責告訴國務院“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謀劃未來”。
不管是美國、俄羅斯還是中國政府都是G3P的利益相關者。2017年，WEF的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哈佛大學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聲稱：
“梅克爾夫人，甚至是弗拉基米爾・普京，還有其他許許多多人，他們都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青年領袖。但更令我們自豪的是，就連像杜魯多總理、阿根廷總統等年輕一代也是我們的全球青年領袖，我們已經成功打入了世界各國的內閣。昨天我參加了杜魯多總理的招待會，我知道他的內閣中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我們的夥伴...是我們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青年領袖。”
這可不是在吹牛。托尼・布萊爾、潔辛妲・阿爾登、馬克宏、亞歷山大・德克羅（比利時總理）、桑娜・馬林（芬蘭總理）等多國政治領袖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當初都確實接受過全球青年領袖計畫的培訓。這就是為什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2020年11月的全國講話中會直接呼應WEF的大重置計畫：
“重建更美好的未來意味著要為最弱勢的群體提供支持，同時確保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永續發展目標都能順利實現...如今的疫情提供了一個進行重置的機會，這是加快我們早在疫情開始前就已經提上議程的目標，好打造一個真正能解決極端貧困、社會不平等、氣候變遷等全球挑戰的經濟體系的機會。”
杜魯多是WEF的眾多全球青年領袖（YGL）的一員，以及作為其前身的全球明日領袖（Global Leaders of Tomorrow）計劃的成員之一，正是這群明日領袖塑造了今天的抗疫政策。作為YGL的畢業生，他的任務是說服加拿大公眾接受G3P的大重置議程。
雖然施瓦布並沒有直接說普京是WEF的YGL門生之一，不過他在2019年與哥斯大黎加總統奎沙達言談時卻又再次重申了他對普京的看法：
“梅克爾夫人，托尼・布萊爾，甚至是普京總統，他們都是全球青年領袖的一分子。”
在1993年“全球明日領袖”計畫開始的時候，普京已經四十一歲，參加該計畫的年齡上限似乎是三十八歲。所以普京似乎不太可能是YGL的“正式”成員。
在蘇聯克格勃服役了十六年後，普京在1993年出任聖彼得堡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副手，開始在政壇上初試啼聲。索布恰克後來與其他人一起起草了《俄羅斯聯邦憲法》。
普京
在鼓勵外資投資這座城市上，普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似乎也正是在為聖彼得堡市服務的這段期間與克勞斯・施瓦布結下了不解之緣。據普京在2021年的達沃斯虛擬會議上說：
“施瓦布先生，親愛的克勞斯...我參加過達沃斯論壇很多次，施瓦布先生為它們付出了很多心力，我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克勞斯剛剛談到了我們是如何在1992年相識。的確，在我還在聖彼得堡的那段時間，我就已經參加過這個重要的論壇不止一次...全球經濟、政治、社會生活和科技的飛速變化令人難以忽視，而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也刺激並加速了這種結構性的變化。”
作為G3P的合夥夥伴，俄羅斯可能是WEF最倚重的國家之一。WEF一年一度的全球網路多邊防禦網（Cyber-Polygon）安全演練計畫就是由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的子公司Bi.Zone負責籌劃。Bi.Zone負責設計和執行網路多邊防禦網計畫的模擬情景與演習項目，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是一家國有的控股銀行，也是WEF的網路安全中心（CCS）的創辦成員之一。
其它CCS的合作夥伴還包括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CEIP）、歐洲刑警組織（代表歐盟各國政府）、國際刑警組織、美洲國家組織（代表北美和南美各國政府），以及來自以色列、英國、韓國、阿烏地阿拉伯和瑞士（國際清算銀行的所在地）的國家網路安全中心。
參與2021年網路多邊防禦網計畫的企業繁多，其中尤以俄羅斯企業為大宗。此外，WEF與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SPIEF）也有合作關係。
SPIEF國際基金會是在赫曼・格雷夫（Herman Gref）的指導下於1998年的聖彼得堡成立。格雷夫在1993年時還是阿納托利・索布恰克在聖彼得堡的重要夥伴，彼時的普京也在這裡擔任後者的高級顧問。目前格雷夫是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的CEO兼董事長。
2017年，施瓦布曾公開讚揚SPIEF和俄羅斯在落實國際條例這方面的領先地位，他說：
“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伴隨最新的技術突破，我們需要的是新的合作模式...我非常肯定俄羅斯作為負責任的全球條例領導者之一的地位，俄國必將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新共存形式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俄羅斯跟SPIEF皆是G3P網絡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們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球網路安全活動，特別是推動技術監管。很明顯，全球公私利益集團正在透過CFR、BMGF和WEF這些合作夥伴來推動一項東西雙方陣營都點頭同意的全球議程。
WEF的手下，比如杜魯多及其他被點名的官員，要負責確保這些政策盡可能順利實施。俄羅斯政府，還有我們即將談到的中國政府也同樣是G3P的全球治理計畫中的積極參與者。
如果我們選擇相信西方主流媒體，這似乎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悖論。這幾個民族國家是G3P的合作夥伴，但我們卻又被告知正是同樣的這幾個國家在破壞今天的IRBO。顯然，事情沒有這麼單純。
據《路透社》警告，歐洲的銀行需要對俄羅斯的網路攻擊做好準備。《CBS》聲稱國土安全部已經枕戈待旦要迎接迫在眉睫的網路攻擊，就連英國媒體也紛紛開始提出相同的警告。《福布斯》宣稱俄羅斯二十年來一直在對西方發動網路戰爭，《衛報》則稱俄羅斯政府早已對此食髓知味。
鑒於IBM、德意志銀行、西班牙國際銀行等西方跨國企業基本上都參與了主要由俄羅斯國有銀行負責籌辦的網路多邊防禦網計畫，這一切似乎顯得十分自相矛盾。如果主流媒體的說法哪怕有一丁點可信度，這其中的風險應該也已經超出了單純產業間諜的程度。
西方各國政府都十分積極地參與WEF的網路安全中心，但該中心的其中一位幕後功臣正是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卻又在不斷警告民眾準備好迎接俄羅斯發起的網路攻擊。
坦率地說，這些關於俄羅斯網路威脅的說法實在沒有幾分說服力。每次只要由這家俄羅斯國有銀行主持的網路安全評估與建議又說了什麼，一直以來都對G3P的命令照遵不怠的西方政府和企業幾乎都不會拒絕。
主流媒體和政府之所以故意要危言聳聽，似乎其實是為了打著一個合理的藉口來推動金融部門的數位化轉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在其發佈於2020年的網路威脅報告中就指出，疫情大流行已使推動轉型變得勢在必行。
CEIP在提到俄羅斯與中國時幾乎毫不避諱，直接斷言來自這兩個國家的網路攻擊早晚一定會發生。然後，他們判斷要接招這看似無法避免的網路攻擊的唯一辦法，便是該儘快推動銀行、金融機構與國家安全機構的整合。
對G3P來說，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法最後一定都是必須集中權力，尤其是金融權力。這當然是因為這也是它們最能夠行使的權力。
如今在重大議題上制定政策的早已不是政府，而是像CEIP這樣的G3P智庫。我們不該再幻想這些智庫只負責提供建言，實際上它們已經執掌了全球舞台上的金融、經濟與政治大權，甚至已傳承了好幾代人。
智庫不受投票約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代議民主制說穿了就是個笑話。我們人民對“大問題”從來沒有任何發言權。對我們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政府的賣力演出只是為了說服我們相信，我們真的能透過某種方式參與審議。這本質上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把戲。
這就是我們對IRBO的理解。雖然它目前似乎是為西方霸權服務，並且正在慢慢過渡向一個由歐亞大陸主導的多極體系，但兩者終究都只是G3P掌握權力、行使權威的便利工具。
正如包括WEF在內的許多評論家都指出的，今天的IRBO正在發生變化。事實上，我們正在慢慢見證一個基於中國專家統治模式的IRBO誕生。
專家統治：一場G3P式戀愛
在G3P的眾多智庫中有一個團體特別值得注意，但絕不是唯一一個，它就是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近一個世紀以來其一直致力於建立全球專家統治。疫情期間常常可以聽見的口號“遵循科學”就是這種專家統治心態的體現。
專家統治這個概念源自於20世紀初美國進步時代的效率運動（efficiency movement），其核心思想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科學管理原則以及像托斯丹・韋伯倫（Thorstein Veblan）這樣的社會經濟學家的經濟思想，正是後者發明了“炫耀性消費”一詞。
韋伯倫是約翰・洛克菲勒資助的一項私人研究計畫－新社會研究學會（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創始成員之一，而這很快又促成了技術聯盟（Technical Alliance）的成立。
技術聯盟的領導人霍華德・斯科特（Howard Scott）之後結識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金・哈伯特（M. King Hubbert）。1934年，他們出版了兩人合著的《專家統治研究論》（Technocracy Inc. Study Course）。這是北美大陸的專家統治藍圖，它提出了一個由科學、工程學和學術界而不是政治學來主導的社會。哈伯特寫道：
“專家統治主張，若要確保物質財富的生產與分配都能符合整座大陸的公民所需，就必須要對整座大陸施行技術控制、功能治理，也就是專家統治。”
專家統治要求持續記錄與控制每位公民的活動，它要求對人口進行持續的監控。
這將允許一個專家統治型國家（Technate）可以實時計算一切能源消耗。這些數據隨後會被進行整理與分析，以供專家統治中央委員會來管理和分配國家的所有資源，甚至按個人需求分配。
斯科特和哈伯特構想了一個以計算能源消耗量為基礎的新貨幣體系，所有商品和服務都會依據能源的生產成本來進行定價。屆時公民將會獲得一種新形式的貨幣－“能源券”（energy certificates）。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根本不具備實現這一切的技術條件。儘管它確實曾蔚為話題了十幾年左右，但人們最後還是意識到專家統治不過是天方夜譚。
雖然斯科特和哈伯特提出了一個看似荒謬的構想，但洛克菲勒家族更看中的是利用專家統治來強化他們對社會控制的能力。多年來，他們繼續為專家統治運動及其它相關計畫提供資金，無論公眾的興趣是否已經消退。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1970年，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教授（Zbigniew Brzezinski）出版了《兩個時代之間：美國在專家統治時代的角色》（Between Two Ages: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當時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1932年斯科特也是在哥大結識了哈伯特。布熱津斯基已是此時已是甘迺迪和詹森的競選顧問，後來他又成為吉米・卡特（1977－1981）的國家安全顧問。
幾乎毫不隱諱，布熱津斯基熱情洋溢地寫道，全球的科學精英不止可以利用無孔不入的輿論宣傳、經濟和政治操控來決定社會的走向，現在他們也可以透過技術和行為科學來洗腦並改變人們的行為。他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這種社會該有的模樣，以及這樣的社會將如何被威權所統治，他寫說：
“這樣一個社會將由精英主導，他們掌握政治權力的資格來自於他們卓越的科學知識。不受傳統自由價值觀的束縛，這些精英為了實現政治目標可以毫不猶豫使用最新的現代技術來操控公眾的行為，將整個社會置於密不透風的監視與控制之下。”
雖然他沒有使用“專家統治”這個術語，但布熱津斯基所描繪的仍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專家統治型國家。隨著科技的進步將使專家統治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布熱津斯基繼續描述了數位科技將如何支配“電子技術時代”，從而徹底改寫社會、文化、政治和全球政治權力平衡的面貌。
布熱津斯基和大衛・洛克菲勒在1973年一起創立了三邊委員會。他們的用意當然再清楚不過：
“（這個組織）最直接的目的是要統籌各種最高級別的非官方團體...以便共同商議一些關鍵的議題...今天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認為，美國已無法繼續維持其在像二戰結束之初時的單一領導地位...如今需要的是一種更加共享的領導形式...國際體系若想成功解決未來的重大挑戰，這樣的領導形式是必須的...20世紀70年代初曾給三邊委員會的創始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日益增長的相互依存關係’如今已深化為‘全球化’...
誠然有人對這種首要地位怎麼可能且將如何改變抱有疑慮...這使我們更有必要考慮到國際體系的巨大轉變...作為對世界上更廣泛的變化的反映，我們也相應擴大了我們的成員。因此，日本現在已經加入亞太集團，2009年中國和印度也成為了該集團的一分子。”
早在1973年，三邊委員會成員就已經確定了美國的首要地位必須被改變。這都是源自於布熱津斯基意識到，電子技術時代的全球企業不僅金融與經濟實力將遠遠超過民族國家，甚至連在引領創新和影響數十億公民的生活這方面也遠非後者所能比擬。在《兩個時代之間》中，他繼續寫道：
“民族國家作為人類有組織生活的基本單位，已不再是主要的創造推動力。國際銀行和跨國企業的執行力與規劃力都遠優於被政治框架束縛的民族國家。”
為了貫徹全球化進程，三邊委員會需要打造一個新的IRBO。不同於過去以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為依靠，新的世界秩序將建立在對資源的有效管理、並通過同樣的機制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承諾之上。
民族國家將逐漸讓位於由國家跟企業互相融合形成的全球網絡。這個網絡將透過新的資源導向型貨幣體系和中央經濟計畫來進行人口與商業活動管理。
任何個人公民和企業都必須被置於持續不斷的監控之下，好確保他們的行為符合規範與秩序。這便是G3P進行全球治理的基礎。
對於如何確保這樣的未來能夠實現，布熱津斯基認為專家統治就是促成這種轉型的關鍵：
“對最複雜的交互行為進行實時計算的技術條件已日益成熟，人類掌控生物化學的方式也愈趨豐富，所有這些都擴大了可供選擇的方向...在電子技術社會，如何動員成千上萬一盤散沙的公民的一致支持是最重要的...有效利用最新的通訊技術將可以輕易操縱情緒與控制理性
雖然訂立一個發達國家共同體的目標聽起來沒有訂立一個世界政府的目標那麼宏大，但卻更容易實現...在中國，中蘇衝突已經加速了中國共產黨不可避免的中國本位化...這或許會削弱該政權的意識形態頑固，並在中國的現代化之路上帶來更多更折衷的探索。”
中國的現代化被認為是一個打造先進專家統治社會的大好機會，在經濟和技術都在穩步進步的同時，中國仍將繼續維持其獨裁統治。這為G3P提供了一個建造專家統治社會的完美實驗場。
專家統治為一個有管理的資本主義體制提供了集中化的權力。它允許企業繁榮昌盛，只要後者乖乖遵從技術專家的要求。
新的IRBO將不會再強調民族國家的首要地位或它們強加的任何既有價值觀與規範。相反的，它是建立在多方利益相關者休戚與共的體系之上，在這樣的體系中對任何業已宣布的危機祭出的解決方案都會被變成某種道德律令。多方利益相關者也意味著國家與企業的融合。
WEF在其2019年的政策白皮書《全球化4.0－塑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新全球架構》（Globalization 4.0. Shaping 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中特意強調了IRBO的這種轉變。
“二戰結束後，各國的領導人一直在齊心協力探索新的體制結構與治理框架...自那時起，世界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今日的治理與合作環境已不同於以往...我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這使得過往的許多假設都不再管用...隨著新的技術開始改變我們的衛生、交通、通訊、生產、分配和能源系統。
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我們一方面需要為公共政策與機構搭建起新的協同關係，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企業的活動與規範...作為國際公私合作組織，本論壇希望能主動扮演一個提供多方利益相關者互相交流，推動共同思考與集體行動的平台。
這種涉及國家政府、非國家及國家層級以下參與者的自下而上或歸納式的方法，有助於加速21世紀所需要的治理創新腳步，同時增進其合法性與公眾的信任。”
信任是信心的產物，我們現在正在開始被灌輸要相信這個富有彈性且具有可持續性的新IRBO——它不是基於聲稱擁有道德權威的民族國家統治，而是基於國家政府和私人利益相關人士彼此組成的全球多方利益相關者聯盟，我們被要求相信他們會保護我們的“安全”。
WEF一直很強調人們需要對G3P的全球主義計畫有信心。2021年達沃斯會議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便是要設法重建公眾的信任，以及在2022年恢復這種信任。在談到所謂的全球信任危機時，克勞斯・施瓦布聲稱：
“我們看見全世界正在失去信心，而只有重新取得人們的信任才可能恢復這種信心...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就是‘共同努力，恢復信任’（Working Together, Restoring Trust）。”
信任是關鍵，因為那些最終落實在地方層面、對我們產生影響的決定，乃是由一個基本上非民選的全球私人政策機構所制定。我們在這裡沒有任何民主問責或監督的空間，而只能認命接受G3P一定知道什麼是最好的選擇。
這種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全球主義結構將透過專家統治來執行其政策。我們將會獲得一個被包裝成公民社會的民主幻覺。然而，在真正的專家統治運作下，我們實際上只會被剝奪所有代議與參政權。
中國是IRBO的新引擎
1977年，三邊委員會撰寫了一篇論文《第十五號文件－東西方關係探討》（Paper No. 15 on East-West Relations，1978），它指出：
“中國是一個在人力及其它資源上都有著巨大潛力的大國，它的領導人已經展開了一條理性的現代化進程，旨在將其打造成數一數二的世界大國...中國遲遲還未取得與其實力相稱的勢力範圍...西方不應滿足於捍衛基本價值觀...而是應該替自己設定目標，思考如何影響這個遲早的改變，使之朝著有利於而非傷害這些價值觀的方向發展...
在這方面有不止ㄧ種可行的辦法，比如以可接受的形式向中國提供先進的民用技術援助...在經濟關係上提供中國有利的條件絕對符合西方的政治利益。”
中國蓬勃發展的出口市場和中蘇分裂的擴大都符合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然而，扶植一個足以與蘇聯分庭抗禮的新超級大國也意味著是在建設一個有可能挑戰現今IRBO的超級大國。
作為G3P的智庫，三邊委員會堅持他們只不過是在為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一群人提供建言。就跟其它所有智庫一樣，他們非常強調自己只是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們聲稱自己只負責出謀劃策，但這些建議會不會被採用絕非他們所能決定。
然而，這些智庫提出的“建議”最終往往會原封不動地變成正式的政策。三邊委員會提出的計畫似乎引起了全世界跨國企業（MNC）的一呼百應，現在它們全都投身到了“影響這個遲早的改變”，力求使中國“取得與其實力相稱的勢力範圍”。
中國的經濟、工業和技術進步令人刮目相看，但這絕非純屬僥倖。今天的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一個專家統治型國家，而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現在也正開始被要求進行同樣的轉型。
據中國官媒報導，從1983－1991年這段時間，外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已從九億兩千萬美元一路上升到了四十三億七千萬美元。截至2019年，這個數字更已突破兩兆一千億美元。1994年中國在美國的對外投資中僅排第三十名，在2000年時它已上升到第十一名，這都該多虧跨國企業在1994－2001年間對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翻了兩倍。
疫情雖然導致全球FDI放緩了42%，但對中國的投資實際上卻不減反增了4%，現在中國已經超越美國躍居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資龍頭。鑒於2020年的大幅下滑，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想當然爾一定會在2021年觸底反彈。根據報導，不包括金融服務在內的外商直接投資增加了20%（以美元計算），在中國達到了一百七十八億又四十八萬美元的歷史新高。
1979年，美國正式給予中國外交承認；1982年，第三次中美聯合公報再次重申這一承諾；1984年，北京獲准購買美國軍事裝備；1994年，柯林頓主政的白宮宣布廢除冷戰時間針對中國（與俄羅斯）所設的“敏感技術”出口禁運；隨後柯林頓總統（他也是三邊委員會成員）簽署了《2000年中美關係法案》（2000 US – China Relations Act）進一步改善了兩國的貿易關係；2005年，時任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呼籲中國是時候該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然後是2008年，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
這並不是說西方霸權與新興超級強權之間的關係真的是那麼ㄧ帆風順。比方說，1999年北約“意外”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的消息就在中國引起了群情激憤。美國、西方盟國和中國之間也有過明顯互相敵對的時期。
2001年，儘管主流媒體大肆報導了圍繞著被擊落的間諜飛機的明爭暗鬥，還有中國對其它國家的暗助與教唆也受到了嚴厲抨擊，但三邊委員會的計畫並沒有因此中斷。與此同時，美國表態支持中國加入WTO，不久布希政府便與中國確立了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
不過，如果只是粗略地瀏覽一下西方主流媒體，還有像英國外交大臣這些政客的言論，照理說我們應該感到害怕，相信中國是對西方秩序的一大威脅。與此同時，西方秩序卻也一直在投資和將技術轉移給中國，以利後者實現轉型，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呢？
即使有表面的對立，偶爾有尖銳的摩擦和軍事碰撞，但雙方在政治、經濟甚至軍事領域的政策步調其實仍然是一致的。如同三邊委員會的“建議”，西方霸權秩序更傾向於扶植中國成為一個專家統治型的超級大國。
喬治・索羅斯是一名曾被定罪的內線交易員、對衝基金經理、貨幣投機客和投資人。幾十年來，他透過自己免稅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資助了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激進運動以及政變。雖說他今天已鬢髮皤然，但他卻也曾經是三邊委員會的一員。
正因如此，索羅斯亦是歡迎中國現代化的全球政治、金融與企業“思想領袖”之一。他在2009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表示：
“你真的需要把中國帶入一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之中；一個金融世界秩序...我認為你需要一個新世界秩序，而中國必須參與創造它的過程，他們必須接受。他們必須擁有它，就像美國擁有華盛頓共識一樣...美元貶值是勢在必行的，這是為了彌補美國經濟仍然相當疲軟的事實...中國將成為推動它前進的引擎，美國則只會變成累贅，並隨著美元價值的逐漸下滑而淪為等著被拉動的對象。”
多年後，美國的川普政府在2016－2020年對中國採取了步步進逼的立場。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每年高達五千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逆差。一場貿易戰隨之而來，雙方都競相開始加徵關稅。 據川普總統在2017年的北京發表講話說：
“美國對中國存在著巨大的年度貿易逆差，巨大得令人吃驚，每年都有上千億美元。據估計這是每一年都有五千億美元。我們必須立刻糾正導致這種逆差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並且消除其它阻礙市場運轉的壁壘。我們真的需要正視市場准入、強制技術轉移還有竊取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僅此一項粗估就使美國和美國的公司每年損失了至少三千億美元。”
川普政府對中國要求必須允許強制技術轉移（FTT）才能進入中國市場的規定十分不滿。談到當前IRBO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的貿易戰，外交關係協會等智庫也對中國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竊取智慧財產權的行為頗有微詞。
這些指控和據稱的貿易對立似乎只不過是為了轉移西方公眾的注意力。事實上，各種與中國的公共和私人貿易一直以來都是建立在雙方對FTT的共識上。
2018年，川普政府宣布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開徵高達25%的關稅。中國也很快做出了反擊。作為美國最大的單一債權國，雖然最近才被日本超越，美國面對的可是中國可能會拋售數兆美元國債的風險——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其後果不下於投擲核彈，當然這也意味著中國將承受巨大的損失。
儘管2019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略有減少，但全球貿易緊張局勢仍加劇了美國對世界其它地區的貿易逆差。在疫情大流行剛開始時，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沒有多少變化。然後在2020年，逆差達到了歷史新高。在2020年外商直接投資普遍低迷的那段時間，中國跟印度分別成為了唯二的投資贏家。
除了不斷批准技術轉移，IRBO的主要國家們也從同一時期開始明顯深化了與中國的研究＆開發（R&D）合作夥伴關係。不管川普的媒體傳聲筒怎麼說，世界銀行仍在2019年的一份關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公私投資報告中指出：
“其它高收入國家的政府持續對特定的技術和行業給予援助，尤其是在研究＆開發領域。在美國，比如DARPA、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政府機構為一些關鍵的技術提供了或不可缺的資金。
這些政策，輔以對關鍵技術和各行各業的援助——例如航天、國防、汽車、鋼鐵——是通過各種基金，如歐洲結構投資基金會（這共五個基金會的投資總額超過四千五百億歐元）和2020地平線基金會（2014－20年達七百七十億歐元）來提供。”
中國政府曾公開表示中國要成為製造業大國。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強化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成為某種心照不宣的共識，融入進了西方對外的經濟＆產業政策以及跨國企業的投資策略超過了一代人。很難令人相信任何當前的IRBO國家或西方企業真的是“被迫”違背其意願分享技術或智慧財產權。
縱然西方主流媒體與政界人士老是宣稱中國意圖挑戰IRBO，但這很顯然不是真的。西方國家及其企業夥伴實際上全面參與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它們全都為這場國際秩序的大變革出了一份力。
隨著中國在2015年公布了“中國製造2025計畫”，克勞斯・施瓦布更斷言中國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一切都完全符合索羅斯和他的三邊委員會同行所計畫。
WEF，而不是世界各國政府，才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背後的主要推動者。隨著中國被明確確定為推動全球技術轉型的“引擎”，而俄羅斯又在監管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很明顯，即便政客們表面上劍拔弩張，但西方的政府和企業實際上一直都在心甘情願的做這兩個國家的幫兇。
中國：世界第一的專家統治型國家
專家統治是一種以資源分配為基礎建立的獨裁統治體系。1938年的《專家統治雜誌》（Technocrat Magazine）是這麼描述它的：
“專家統治是一門社會工程科學，其旨在設計出一套科學的社會運作機制，以為全體人民生產和分配商品與服務。”
與封建主義相似，中央當局控制著所有資源分配，並根據公民的行為來決定他們能不能使用特定的資源。這便是中國用來控制群眾的“社會信用”制度。現在中國公民必須時刻注意他們的社會信用分數是否良好，如此一來他們才能獲得資源與參與社會。
在缺乏任何公民監督的情況下，中國人只能迫於法令對技術專家的命令唯命是從。他們必須相信，至少是在表面上相信，技術專家所做的決定都是為了集體的利益。若他們膽敢不從，技術專家就會利用監控系統來揪出違規者，對他們的踰矩行為進行懲罰。
在2014年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中，中國政府宣稱他們希望“營造誠實、自律、守信、互信的社會信用環境。”據他們表示：
“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利益主體更加多元化...社會組織形式及管理方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全面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增強社會誠信、促進社會互信、減少社會矛盾的有效手段，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迫切要求...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是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是完善科學發展機制的迫切要求。”
這段文字就是專家統治的縮影。這是一種只容許整齊劃一的文化，在其中所有人都不能對專家統治型國家有任何異議。
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所有從他們的私人生活與商業活動中收集而來的數據都會被進行匯總和分析，然後依據結果進行評分。
中國有大約80%的省份都已經推出了某種形式的社會信用制度。儘管仍在持續改良，但一般在城市中最為普遍的還是個人監視與控制系統。人們如果被列入“黑名單”就會被限制自由，被列入“紅名單”則只能以技術專家允許的方式有限參與社會。這些懲罰方式包括被禁止搭乘大眾運輸、被禁止使用支付服務、被公開個人身份或限制就業機會。
至於在全國範圍內，最大的重點一直是要構建企業社會信用體系（CSCS）。按照這個專家統治型國家的要求，現在上百萬家中國企業必須想方設法證明它們的存在與集體利益並行不悖。只要它們乖乖配合，就會被允許繁榮。如果它們不服從，就什麼也別想。
劉勇謀教授（Liu Yongmou）在《專家統治對中國的好處》（Benefits of Technocracy in China）中列出了幾項原因，試圖說明為什麼中國的政治制度最適合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專家統治型國家：
“在今日的中國，人們對專家統治的青睞比其它地方都來得多...就將科學主義應用在政治領域上而言，中國人往往對專家統治抱持著更為積極的態度...專家統治同樣也符合中國精英政治的傳統和理想，套儒家的一句話說就是‘能者居之’...有多少知識，比代表多少被統治者的利益更為重要...鑒於中國悠久的封建文化遺毒，與脫離技術專才的專制政治相比，專家統治會是解決社會問題更好的辦法。”
今天的中國國務院發改委之所以能自心滿滿地許諾要建立一個專家統治型國家，WEF、三邊委員會跟其它G3P智庫可謂功不可沒。來自現有IRBO先進國家的持續外國資金與技術投入奠定了今日的中國，使之得以承擔新世界秩序所需要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引擎。
現在在中國試行的專家統治也已經開始被推廣向全球。個人主權和自由，亦即當前的IRBO據稱所捍衛的道德基礎，正在慢慢被奉著“集體利益”之名的效率至上與資源管理思維所取代。只不過在西方，我們通常習慣把它稱作“可持續發展”。
這樣的系統非常對那些渴望掌控至高無上專制權力的人的胃口，這也正是G3P長久以來一直希望將專家統治推廣到全世界的原因，也是它們持續幫助中國建設一個專家統治型國家的原因。新的IRBO將唯技術專家的馬首是瞻，而他們服務的對象則是全球公私利益集團。
專家統治：新IRBO行動指南
新的IRBO與代議制民主原則完全無關。它完全不在乎所謂的言論和表達自由、民主問責制、新聞自由、漫遊自由之類的東西，所有理當不能被剝奪的權利對它來說也什麼都不是。
它是政治國家與全球企業的融合。最近我們已經目睹這在身為五眼聯盟成員的加拿大造成了多麼毀滅性的影響。
2022年2月14日，面對在全國各地到處蔓延的卡車司機自由車隊抗議活動，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慧蘭宣布，政府已經決定要“擴大加拿大對反洗錢與資助恐怖主義的打擊範圍”。
首先從眾籌和支付平台開始，甚至包括加密貨幣交易所，這些私人企業現在都必須將所有被認為“可疑”的交易據實報告給政府知道。
然後，事情很快又變成了要開始凍結抗議者的銀行帳戶。按照方慧蘭的說法，這些私營企業“都非常積極配合”。 這正是中國的專家統治社會信用模型被設計出來的用意。任何敢於質疑G3P權威的人都會遭到無情粉碎。另外，方慧蘭也是WEF董事會的一員。
如前所述，這種政府與企業的結合直接呼應了當年墨索里尼口中的法西斯國家。特別是任何公民和企業全都必須接受技術專家管理這一點，完全體現了他所描述的原則：
“法西斯國家在經濟領域的支配絕不亞於其它國家...法西斯代表了整個國家，但它仍為人們留下了足夠的伸展空間。它廢除了無用或有害的自由，同時保留了必要的自由。所以，扮演法官的永遠不能是個人，而只能是國家。”
主權在民的民主傳統、人人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權利、互相合作追求共同的利益，現在這些都是英國政府口中的“民主赤字”。他們提出新的《權利法案》的目的也只是為了給那些乖乖聽話的人們留下一點“伸展空間”，讓他們彷彿還能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
然而，透過恣意定義什麼才叫做“更廣泛的公共利益”，他們也可以隨心所欲限制在他們眼裡無用甚至有害的自由。“扮演法官的永遠不能是個人，而只能是國家。”比方說，英國政府在對即將頒布的《網路安全法》的介紹中是這麼說的：
“《網路安全法》建立了一套新的監管制度以處理網路上的非法和有害內容，好防止它們對個人造成傷害。”
目前的法案將被政府認定為虛假或錯誤訊息的東西都定義為“對成年人有害的內容”。網路上的言論和表達自由很快將隨著法案的頒布而迎來終結。未來的英國將不會再允許社交媒體使用者發佈任何未經官方批准的資訊，這也正是今天中國的情況。
與中國的CSCS十分類似的是，在最近的COP26峰會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基金會主席埃爾基・利卡寧（Erkki Liikänen）宣布要正式成立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這個委員會將為全球企業豎立會計標準，這些企業必須配合提出它們的可持續性計畫，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據ISSB指出：
“現在有越來越多手握全球投資組合的國際投資者開始呼籲，企業應該主動就氣候變遷及其它環境、社會與治理（ESG）問題提供可用、透明、可靠且具有可比性的報告...ISSB希望能確立一個全面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為投資者跟其他資本市場的參與者提供有關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會的資訊，好幫助他們做出明智的決定。”
ISSB標準要求企業必須承諾配合可持續發展目標，而WEF的利益相關資本主義集團則會對這些企業進行投資評級。這些評級是依據企業在ESG上的表現好不好來打分數，任何還想要獲得投資的企業都必須小心維護它們的ESG評級。
你也許會覺得跨國企業理當反對這些新添的規定。但是，就像中國的CSCS，那些與政府同在一條船上的企業其實相當從善如流。據聯合國的氣候和金融問題特使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2019年的一次講話中說：
“任何不願配合的企業——就是金融企業也不例外——都只有走向破產一途。（不過）只要確實配合符合社會需求的發展方向，它們就會有豐厚的收益。”
“社會需要什麼”是G3P說了算，就像是政府決定什麼才算“更廣泛的公共利益”。通過深化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合夥關係，G3P的領導者們現在儼然已是無可撼動的技術專家，他們會給那些忠於他們的人無數好處，不忠於他們的人則一無所有。
作為對利卡寧的聲明的回應，中國財政部也主動表達了主辦ISSB的意願。這種對商業和經濟活動的集中控制恰恰最為完美地體現在了G3P一手打造的中國式專家統治身上。據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表示：
“ISSB制定一套高質量、可理解、可執行且可被全球接受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建立一個全球治理機構、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發號施令一直是G3P幾代人以來的目標。現在他們可以透過專家統治來管理全球邁向這一體系的轉型過程，專家統治將成為他們實施統治的工具。
貨幣體系的改革是實現專家統治的關鍵。斯科特和哈伯特早在1934年就已經提出要用“能源券”來取代美元。現在他們正在尋找一種將貨幣變成監控人民、控制人民行為的手段的方法。
中國從2020年開始在深圳試行央行數位貨幣（數位人民幣）。迄今為止，中國宣稱使用數位人民幣進行的交易總額已經突破了數十億美元，同時中國人民銀行也推出了適用於Android和iOS設備的數位錢包（e-CNY）。
中國和俄羅斯目前都在試行央行數位貨幣這方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最近美國銀行也表示，隨著美聯儲開始探索這種可能性，出現美元版本的央行數位貨幣是“早晚的事”。英格蘭銀行跟歐洲中央銀行同樣已經開始起步，而俄羅斯銀行則遙遙領先，其已於2021年6月啟動了試行實驗。
央行數位貨幣從頭到尾都是央行的資產（它永遠都是它們的錢，而不是用戶的），並且它具有可編程性。這意味著央行有權力決定每一筆交易是要被准許還是被禁止。 在一個央行數位貨幣已經普及的世界中，G3P的合作夥伴，比如加拿大政府，就不需要再浪費時間修法好凍結抗議者的銀行帳戶，而需要簡單地剝奪他們購買任何東西的能力即可。《BBC》暗示了這種可能將會對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付款行為可以與家中的電器或商店中的收銀行相結合，稅款可以直接從店鋪轉給英國稅務數和海關...電錶將直接向供應商轉帳...每次只要支付幾便士就可以閱讀個別的新聞文章。”
《BBC》的這篇文章幾乎沒有觸及央行數位貨幣會變成G3P技術專家的控制工具的可能性。如果央行數位貨幣真的成了我們唯一合法的貨幣形式，到時我們就再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資產可言了。
屆時所有的金錢都會直接受G3P的中央銀行控制。它們可以決定我們必須使用它們發行的央行數位貨幣來購買什麼。
儘管專家統治在20世紀30年代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但在今天它已萬事俱備。正如布熱津斯基所料見，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實現專家統治所需要的技術能力。
當克勞斯・施瓦布和喬治・索羅斯宣稱中國將成為新IRBO的引擎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時，他們的意思並不是中國將成為像美國那樣的政治霸權中心。相反的，中國要成為的是專家統治的典範，在保持所謂必要的經濟增長的同時，向新的全球體系展示一種可行的治理模式。
這個新的IRBO將是G3P設計好的世界秩序。它是一個新封建主義、技術法西斯主義的全球專家統治體制，並由一個世界性、多方利益相關的既得利益者集團所領導。 我們投票選出的政府只會負責執行G3P規劃好的議程，作為G3P鷹犬的主流媒體只會努力說服我們接受它。
我們的責任是確保自己不要落入這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