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愛因斯坦的說法，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動機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一起導致繁榮和蕭條的不必要的循環，並最終鼓勵自私而不是合作。此外，這樣一個社會的教育體系將受到嚴重破壞，因為人們只會教育自己，以提高自己的職業生涯。
這導致「個人殘害」和人類創造力的侵蝕。資本主義社會的無限制競爭導致了巨大的勞動浪費並導致經濟無政府狀態，愛因斯坦譴責這是資本主義「邪惡」的真正根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況——就像今天存在著的那樣，是問題的真正根源。
愛因斯坦預言，在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政黨和政治家會被大量資本所有者的財政貢獻所腐蝕， 而且即使民主組織的政治社會也不能有效地檢查這個制度。
愛因斯坦斷言，適應生產的計劃經濟將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生計：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資料歸社會自身所有，並有計劃地利用。計劃經濟調節生產來適應社會需要，保障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的生活。個人所受的教育，加上激勵他的天賦才能，都會設法發展他對同類——人們的責任感，從而取代當今社會對權力和功利的讚揚。
愛因斯坦在最後提醒說，「計劃經濟還不是社會主義」，因為它也可能伴隨著一個「全能的」官僚主義，導致「對個人的完全奴役」。因此，確保建立一個保護個人權利的制度至關重要。
社會主義的建成，需要解決這樣一些極端困難的社會—政治問題：鑑於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怎樣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員變成權力無限和傲慢自負呢？怎樣能夠使個人的權利得到保障，同時對於行政權力能夠確保有一種民主的平衡力量呢？——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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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生存依附於社會
人同時既是獨個的存在物﹐又是社會的存在物。作為獨個的存在物﹐他力圖保護自己和最親近的人的生存﹐設法滿足個人的慾望﹐發展天生的能力。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他力求獲得同胞的認可和喜愛﹐共享他們的歡樂﹐撫慰他們的哀愁﹐增進他們的福祉。
只有人心中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衝突的企求才能說明人的特性﹐保己與愛群﹑私利與公義之心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個人的內在平衡能達到何種程度﹐對社會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貢獻。
這兩種驅動力的強弱對比極可能大體上是與生俱來的。但最終呈現的人格卻大部分是由他身心發展時所遭逢的環境﹑成長於其間的社會結構﹑那個社會的傳統及其臧否行為的標準所塑造。
“社會”這個抽象概念對個人來說﹐意味他與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間接關係的總合。個人能夠自己思考﹑感覺﹑努力與工作﹐但他的身體﹑知識與情感無不深深依附於社會﹐因此要在社會框架之外﹐思考一個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
正是“社會”提供人食﹑衣﹑住家﹑勞動工具﹑語言﹑思考的形式與大部分的內容﹐是古今隱身於“社會”這個小字眼後的千百萬人的勞動與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顯﹐個人依賴於社會是個無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螞蟻和蜜蜂一樣。然而﹐螞蟻與蜜蜂的整個生命歷程鉅細靡遺都完全由遺傳的本能所確定﹐人類的社會型態與相互關係卻是多種多樣且易於變遷的。記憶﹐重組的能力﹐口頭交流的天賦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發展。
這樣的發展顯現在傳統﹑制度與組織﹐在文學﹐在科學與工程的成就﹐在藝術作品上。這說明了人怎麼能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他的生活﹐也說明了有意識的思考與要求怎麼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作用。
人從出生就經由遺傳具有固定不變的生物結構﹐其中包括人類特有的自然衝動。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還通過交往與其他類型的影響﹐從社會中獲得一種文化結構。正是這個文化結構會隨著時光推移而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現代人類學通過調查研究﹐比較了所謂的原始文化﹐教導我們說﹐人類的社會行為依據盛行的文化形態與在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組織類型﹐可以有極大的不同。那些為改善人的命運而奮鬥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礎上﹕人類並不會因生物結構使然就註定要互相毀滅或無法擺脫自殘的殘酷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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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之源在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政府狀態
如果我們自問﹐為了使人的生活盡可能的滿足﹐社會結構與人的文化觀點該怎麼改變﹐我們必須時時意識到有些情況我們是無法更動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實際上是不會變化的。
再者﹐過去幾個世紀的技術與人口發展已經造就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以人口之相對密集與維持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產品而論﹐細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產機構是絕對必要的。
那個回顧起來閑適宜人﹑個人或較小的群體可以完全自給自足的時代﹐已經一去永不復返了。若說人類目前已構成了一個生產與消費的全球共同體﹐並非太過甚其辭。
造成我們時代的危機的根本原因何在。這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個人已比以前更察覺到他依賴於社會。但他覺得他對社會的依賴並不是一項有益的資產﹐他與社會不是脣齒相依的關係﹐社會也不保護他的生存﹐這種依賴關係反而威脅他的自然權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計。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慾望因所處的社會位置而越來越強烈﹐而本來就比較微弱的社會公益之心則越來越消沉。
所有的人﹐不論他們身居何種社會地位﹐都遭到社會公益之心日趨消沉的禍害。他們毫不自覺地陷於私欲橫流中無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獨寂寞﹐享受不到純真﹑簡單﹑質樸的生活樂趣。人生短促又多險﹐只有獻身於社會﹐方可尋得生命的意義。
真正的罪惡之源就在於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無政府狀態。我們看到一群龐大的生產者﹐相互之間不停地力圖剝奪他們集體勞動的成果——不是憑藉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規則。
就此而論﹐認識到這點很重要﹐就是生產資料﹙即生產消費產品及追加的資本品所需要的生產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實也是﹚個人的私有財產。
為了簡單起見﹐以下的討論我會稱凡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為“工人”﹐雖然這樣並不完全符合這個詞的一般用法。擁有生產資料的人有能力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生產出新商品﹐歸為資本家的財產。這個過程的緊要之處是﹐工人生產出的商品與付給他的工資之間的關係﹐兩者都依據真正的價值來衡量。
只要勞動契約是勞雇雙方“自由”訂立的﹐工人所得到的報酬就不是由他生產的商品的實際價值來決定﹐而是既取決於工人維生的最低需要﹐也取決於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與競求工作的工人數量之間的關係。即使在理論上說﹐工人的報酬也不由他的產品的價值來決定﹐瞭解這一點很重要。
私人資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無實
私人資本傾向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部分由於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部分由於技術發展與分工日趨細密促使較小的生產單位消失﹐形成較大規模的廠商。結果是私人資本的寡頭政治﹐其權力之大連民主社會也制衡不了。
這絕非虛言﹐立法機構的成員是由政黨挑選出來﹐政黨的經費則大部分由私人資本家資助﹐要不然就深受資本家的影響﹐資本家實際上從中隔開了選民與國會議員。結果﹐人民的代表事實上並不能充分保護勞苦無告的下層人民的利益。
更有甚者﹐在現存條件下﹐私人資本家必然直接或間接控制報紙﹑廣播﹑教育等資訊的主要來源。這樣一來﹐個別的公民就極難做出客觀結論並明智地運用他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常以兩大準則為特徵﹕第一﹐生產資料﹙資本﹚是私有的﹐依資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勞動契約依勞資雙方的自由意願訂立。
當然﹐就此而論﹐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特別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經過長期而艱苦的政治鬥爭﹐已經獲得了成果﹐使某些行業的工人的“自由勞動契約”有了些許的改善。但總體而言﹐目前的經濟型態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並無多大的差異。
生產是為利潤而開工﹐而不是為生產有用的產品來滿足人的需求。沒有條款規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的人都能就業﹐一支“失業大軍”幾乎總是存在。勞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業。由於失業與低薪的工人沒有足夠的購買能力提供有利可圖的市場﹐消費品的生產也就受到限制﹐結果就滋生深重的貧困。
利潤的動機及與之俱生的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造成資本的積累與運用波動不定﹐導致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衰退。沒有限制的競爭令工人失業﹐浪費了大量勞動力棄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對個人的社會意識的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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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出路
資本主義的罪大惡極之處就在於對個人的這種戕害。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都深受這種罪惡之害﹐學生都被灌進了過份強調競爭的想法﹐訓練他們崇拜名位利祿以為未來生涯之資。
要清除這些深重的罪惡只有一條路﹐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同時建立一套導向社會目標的教育體系。在這樣的經濟制度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制定計畫來使用社會化的生產資料。
調整生產以適應社會需要的計劃經濟會把工作分配給所有有能力勞動的人﹐也會確保每個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計﹐對個人的教育﹐除增進他天生的能力外﹐還要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使他不再陷於我們當前社會崇尚權力與功成名就的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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