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本質是財產私有化。
這簡短的五個字包含了：私人所有權、私人企業、利潤、競爭、消費市場、勞工市場等概念，
這些概念彼此難以切割。
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相對概念，主張去除財產私有化，讓政府平均分配所有的勞動成果；在美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社會主義跟共產主義甚至是同義詞。
資本主義是自由主義中關於經濟的論述，反對政府侵占人民的私有財貨。政府在資本主義中的定位，就是讓資訊透明化，避免資訊不對稱帶來的欺騙──這也就是為什麼真正的資本主義者都深惡痛絕這些惡意欺瞞的企業。真正的資本主義鼓勵企業發揮更多創意好賺得更多利潤，但絕對不允許任何型式的騙局。
資本主義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律，強者全拿弱者死去；在最極端的情況下，資本主義會促發嚴重的貧富差距。世界是這個樣子，走向任何一種極端都會加速系統瓦解，例如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極端的資本主義。
我們都很了解共產主義是如何引發人類的怠惰而導致自我毀滅，但財產私有化的問題在歷史上也絕非罕見。仔細思考所有王國與朝代的末期，都是因為財產私有制度造成社會無法流動，出生在好家庭的人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得到一切，出生在社會底層的人永無翻身之路。
說到底，極端的共產主義與極端的資本主義都是緊扣著「公平」這個概念。
共產主義否定了人天生就有能力差異，讓努力又有才華的人得不到更多報酬，這是一種不公平；資本主義的末期則使努力又有才華的人無法出頭，這也是一種不公平。
但資本主義不論如何都還是比共產主義好，因為打壓強者從來就不會使弱者變強，而怠惰永遠比貪婪更容易帶來自我毀滅──這也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崩潰的速度總是如此之快。
現在全世界鮮少有國家採取極端的資本主義，大多是以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利用政府稅收發展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至少讓最底層的人民不至於活不下去。這種做法可以稍微緩和掉資本主義的負面效果，過去以來其實也都發揮了一定作用。
親愛的 1%千萬富翁們, 我們有很多公民朋友, 都開始覺得資本主義, 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我不同意, 而我肯定你讚成我這個看法的. 資本主義, 當被妥善管理後, 是在人類社會有史以來, 最能夠創造繁榮的社會技術. 但任由資本主義不受管理下, 經常導致(Concentration)財富過度集中和系統崩潰. 它可以是短線地只令一少撮人受惠, 或長線地讓很多/大多數人受惠.
不論是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就實行的結果來看，其實這個世界本質上只存在一種主義，就是集權主義，只是被賦予了各式各樣的名稱與樣貌，和政府管束人民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人權】
那麼，為什麼這幾年來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答案是，全球化。在人力、貨品、金錢與資訊的流動幾乎沒有限制的情況下，人類的「自由選擇」將變得十分殘忍。
這故事是這樣的：大家都想買CP值最好的產品，因此如果有某一種產品很強勢，那這種產品就會擊垮其他多數產品，賺到最大的利潤。例如手機，蘋果賺取市場90%的利潤，其他廠商鮮少獲利甚至還在虧損，難道其他廠商不努力或者不出色嗎？
越趨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世界就越殘酷，只有第一名、第二名有好日子可過，其他人只能艱辛度日。
如果你還是認為是「資本體制」造就分配不均，那麼不如看看你自己或者身邊的人怎麼消費。事實是：即使我們有多如繁星的選擇，最終我們會挑選的結果仍是少數。
例如市場上有超過一千種手機，但我們會購買的大概只有其中不到二十款。
所有自稱反對資本主義的人，不妨問問自己：我願不願意買那些又貴又差的產品。這些品質不佳的產品之所以貴，不見得是因為利潤高，可能是成本本身就非常高；製造這產品的人可能不那麼聰明、不那麼努力，但是會因為你買了這產品而得以安家餬口，同時讓那些大財團少賺你的錢(也就是你最厭惡的「利潤」)，如此一來豈不一舉多得？
想想我們的消費有多集中，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財富集中是種必然的結果──這都是人性帶來的結果。
只想要自己得到消費上的自由，卻又不希望這些創造出受人歡迎產品的企業以及企業家賺取更多利潤，是非常矛盾的邏輯。許多人認為：企業應當以獲利為目標，但是獲利應該拿來回饋社會，這邏輯也非常奇怪。如果企業獲利之後得把絕大多數利潤分配給社會，那麼企業到底為什麼要努力？
這又回到了共產主義式的思考，棒打出頭樁；而我們都知道，共產主義會如何怎麼毀滅人類的創造力與努力的動機。有趣的是，許多在經濟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往往又在政治上反對集權主義。
建議有這種想法的朋友們不妨思考一個問題：「該如何在政府只能擁有很小權力的情況下，
要求政府控制企業與市場？」換個角度重新敘述這個問題就是：「哪個共產主義國家可以不靠極權政府單獨存在？」
每個制度都有缺陷，但問題的重點從來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人性。我認為許多人口中的「資本主義體系」，其實是指「缺乏社會責任的大型財團」；但資本主義本身其實並不反對社會責任或不否定道德，現實上還是有許多財團與企業願意照顧員工、重視公益。
然而，從反面看來，即使這些民怨無法以理性精準的文字表達，卻仍然具有實質的影響力與破壞力。如果說怠惰是毀滅社會主義的人性之惡，上位者的貪婪與下位者的忌妒就是毀滅資本主義的人性之惡。
我們無法要求得不到更多資源的人不忌妒，就像我們無法要求想得到更多資源的人不貪婪；從歷史看來，所有強大王朝的崩解都與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有關。
我們現在處在民主政治體系，雖然民主政治的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小革命，但真正能穩定掌握資源的人早就不是那些得對民眾逢迎拍馬的政客，而是企業家與財閥。
我們期待每一次選舉都能發揮如同革命的力量以平衡資源，但現實是，企業家與財閥早就已經佈設好各種條件，使所有新執政者都會傾向維持既有的資源分配模式。
換言之，台灣的民主政治實際上與過去的帝制無異，都無法重新分配資源。因此，當許多論述鬆散、邏輯錯亂的憤青狂暴地說出要「革命」時，其實背後並不是沒有道理，只是這些人說不出口，只能用嬰兒似的反應發洩情緒。順著革命的概念問下去，真正應該想清楚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到底要革什麼命？
假設我們想要同時改變政治與經濟制度，那麼當我們走向極權政府加上共產主義時，能避免人性之怠惰嗎？或者我們只想改變經濟制度而不想改變政治制度，麼又該如何保證在既有的人性假設下，能確實斬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又或者我們其實只是想改變某些人，讓他們在既有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下，就發揮一種以合作為前提但又能彼此制衡的正面推力？
你發現了嗎？不論是哪一個選項，最根本的問題都在人性。當一個國家中的個體，不論其身分是政治家、企業家、勞工、消費者、媒體工作者或者社運人士，只要能越趨向理性、自律且具有彼此互為共同生命體的意識，這個國家不論採取什麼制度都能運作得很好。相反的，當一個國家的人越趨於情緒化、放縱且把其他人看作敵人的對立意識，不論採取什麼制度都會帶來毀滅。
台灣的病灶不在制度，而在人性不斷促發制度的黑暗面同時壓抑其光明面；台灣的弊病不在衝突，而在衝突都只是流於情緒性地各說各話，沒有理性。現實是，沒有理性的包容就只是容忍，根本不會觸發正面的自我改變，反而只是蓄積下一次非理性衝突的能量──這道理適用於各種人際關係與組織，當然也適用於國家。
我們都厭惡這個世界總是充滿不義，但這不表示我們非得讓自己變得瘋狂。如果真要革命，不如從自己的言行開始改革起。
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宰制下，民主日漸成為一個空殼子，既無法維護公民的福祉，也無力回應公民的需求。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個以「國家」為範疇的政治體制，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主要權力行使者，卻可以跳脫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與節制。
而今日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品質可以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主產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使主體，例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經濟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
這正是我們所處時代一個最弔詭的現象：美國以世界民主模範自居，但卻向全球輸出劣質民主。美國自命為推銷民主的急先鋒，但經常採取雙重標準。正因為世界上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將美國視為標竿，美國民主品質的退化，就必然具有傳染性，必然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菁英以及他們身邊的幕僚，正是從美國政治人物的身上學習各種惡質的政治競爭、民意操弄手段與技巧。美國不僅提供錯誤示範，而且還向世界各國輸出這些政治伎倆，活躍於美國政壇的政治顧問，更開始大量向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提供他們的專業服務，在所有涉及美國戰略利益的其他民主國家的大選活動中，都可以看到這群政治魔法師的身影。
同時，美國在國際上推行民主，經常採取自我矛盾的雙重標準。只要一個政權採取親美路線，儘管這個政權靠舞弊當選，或人權記錄極差，仍舊可以獲得美國的背書；只要一個政權反對美國政策，即使享有堅強的國內民意基礎，仍舊會遭遇美國的蓄意杯葛以及刻意醜化。
從歷史經驗來觀察，民主與市場經常變質為「強者恆強、富者越富」的遊戲，民主與市場中的參與者在通常在地位、資源、知識上極為不對稱，實質上的不平等扭曲了表面上的權利平等。資本家總是企圖透過規模經濟與聯合壟斷來追求超額利潤，並試圖扭曲市場的公平競爭規則；代議民主所提供的選擇通常非常局限，形成政黨間的一種聯合壟斷。
此外，消費者或選民的情感、資訊與價值都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是經常不斷的被精緻的宰制機制所俘虜。一般民眾，即使形式上擁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如果缺乏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資源，就很難發揮政治上的作用。所以，一個社會即使形式上具備民主，資本家也可能取得影響國家決策的主導地位，並藉此鞏固他們在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支配地位，從而顛覆了民主與市場保障平等與維護自由的真諦。
其實，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與布勞代爾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分析，早已指出資本主義不但具有「反民主」的本質，也具有「反市場」的本質。因此，必須為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市場經濟建構有效的平衡、節制與監理機制。缺乏有效管理與民主監督的資本主義，會對社會權力結構產生巨大的扭曲，反而讓多數人失去真正的自由與自主。?
熟讀歷史的政治經濟學者，都對無節制的全球資本主義在過去二十多年的迅速擴張非常憂慮。無節制的全球資本主義，尤其是無節制的跨國金融活動，曾經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來到高峰，結果是以世界經濟大蕭條與二次世界大戰悲劇落幕。1911年宣統年間，滿清政府還在紐約、倫敦、蘇黎士等世界各地發行湖廣鐵路的債券。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雖然資訊技術不發達，但金融全球化已經非常發達。
當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對下列這些嚴峻的課題：
一、如何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風險與破壞性、控制其兩極分化傾向，並妥善利用其積極性，讓市場與民主、市場與社會、市場與文化、市場與環境間的共生規則得以建立？
二、如何建構維護經濟弱勢團體權益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讓廣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參與與監督機制，維護其生存與發展的權利，並讓社會各階級與集團間維持權力平衡？
三、如何提升國家機構的各項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場秩序，監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會經濟權利，進行財政移轉與二次分配，強化內部監控，防止違法濫權，確立官僚體系維護公共福祉的價值導向？
在回應這些嚴肅的課題上，過去西歐國家(比如瑞典、法國等)有些不錯的經驗可以學習，但是現在歐陸國家原有的調和階級矛盾與節制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與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法團組織(統合主義)、共識型民主等，在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競爭壓力下，欲振乏力。
這意味著，任何國家要憑一己之力回應這樣的嚴峻課題並不容易。很容易被美國與跨國企業操弄與支配的中小型國家，更難自主選擇社會發展模式。中小規模的新興民主國家，更容易掉落「分而治之」的陷阱。
因此，只有達到一定經濟規模或掌控戰略性資源(例如石油)並具備較高政治統合能力的國家，才有機會走自己的道路，並扶助其他國家擺脫外部制約。像中國、印度這樣人口眾多資源有限的國家，有機會走自己的道路；而且他們也只可能根據自己的國情與歷史條件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中國與印度都步上美國式資本主義後塵，人類的前途將十分黯淡。
很明顯的，國家層次的民主已經不能適應人類發展的需要，亟需在全球層次建立新的民主機制。要有效回應上述的嚴峻課題，發展中國家必須透過集體的力量，試圖在全球層次建立民主治理機制，讓所有利害與共的群體都有機會參與全球事務的管理，才能徹底控制資本主義的風險與破壞性，才能有效駕馭全球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傾向，才能全面建構市場與社會、文化、環境共生的規則。
也只有用全球範圍的民主管理機制，才能改造當前全球權力運作場域的不合理宰制關係，讓主導資訊、知識、意識型態生產的機構回應人類社會最大數人的生存發展需求。
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學與智庫、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等等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內權力行使的主體，尤其應該受到民主監督。建構全球民主管理機制、公民社會組織與弱勢團體的跨國連結與動員、發展維護第三世界廣大人民生存權利的全球公共論述——這三件工作，必須攜手並進，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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