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特權 是一種瘟疫倖存者。與此同時，我正在寫這篇文章，儘管我的癒後仍然不確定，但我的生存是一種特權，因為我可以繼續我的日常生活。我仍然不能免於感受這種疾病，這種疾病，因為不是我的，這是我們的 瘟疫，集體主體的瘟疫。
病毒固執地堅持不受人類理性控制，成為一個反經濟實體。
與此同時——這可能是一個面對它的機會——病毒驅使我們傾聽古代的聲音，當時命運被視為重要的東西，對人們的生活產生影響。
我的病毒式經驗建議遵循將無意識從個體轉移到集體主體的軌跡：無意識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不是個體。或者，如果潛意識屬於我自己，在病毒的影響下，我自己就變成了集體，不再是個人。我正在失去我的個人身份，我變成了另一個人，別的東西。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什麼是病毒？哲學能否處理像病毒這樣具體和偶然的事情，哲學如何圍繞事故創造概念，例如病毒現象？一個可以開始的哲學問題可能是存在現象學提出的問題：病毒是一種本質，如墨水瓶，還是它有存在，如存在？
讓·保羅·薩特 (Jean Paul Sartre)中對本質和存在做出了重要區分。這種區別滲透到戰後哲學的思維方式中。這是人文主義的最後殘餘。薩特聲稱，一個物體，就像墨水瓶一樣，是一種本質。它不會改變。它保持不變，永遠，或者至少在它存在的整個時間裡。以不同於物體的方式，如同一個人被賦予了存在。
薩特是什麼意思？他的意思是人類是分裂的，分裂的，被虛無所居住。與病毒有關的最重要的文學作品之一是阿爾伯特·加繆 (Albert Camus )的小說La Peste (1947)，英文《瘟疫》 ( The Plague)。
這些天閱讀 La Peste提供了一些關於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想法。Covid-19 和其他以前的病毒什麼都不是，而是La Peste 《瘟疫》的 實際重複。 特別有趣的是，當局在隔離受感染社區方面的無能和拖延。為什麼加繆的小說和當今世界的權威如此無能？存在主義哲學是否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一個不是通常的政治冗長的答案？
薩特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致力於對惡意 的分析。惡意有一種特殊的結構，可以將其與謊言區分開來。在謊言中，我對對方撒謊，對方不知道我在撒謊。出於惡意，我對自己撒謊，這意味著我的存在本質上是由將我的某些部分對自己隱藏的行為構成的，同時我也知道這一部分。
正是由於惡意，對薩特來說，存在，人類，對任何選擇都是自由和開放的，但同時——就像在瘟疫中一樣——人類選擇的任何選擇都有其命運：它注定要失敗。
薩特的哲學思考方式讓人想起古希臘人一直關注的東西，特別是在閣樓悲劇中：命運與自由之間的張力，總是表現出自由選擇的幻覺，總是強調必然性的首要性，以及狂妄自大的災難：當幻覺自由跨越命運的邊界。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瘟疫，加繆小說中的瘟疫，以及今天正在蔓延的瘟疫，都是薩特對惡意分析的結果，不僅是一種內在現象，而且是一種集體現象，正如加繆在他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樣。不僅是個人的存在中充滿了惡意，而且正是古典哲學所意圖的存在為現今集體現實奠定了基礎。
物體的生命、它們的物質性、它們的歷史本體論和它們的獨特性。物體，無論它們是什麼——人工製品或天然產品——都會影響生活。該病毒的工作方式類似於大麻，在它的影響下，您的生活與往常不同，或者與它進入您的生活之前一樣。
命運與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不僅與個人存在的有限性有關，而且成為地球上生命的經驗問題。
什麼是病毒的客觀存在呢？觀察病毒可以創建多少個不同的系列？
病毒有可能發生，它來自或來自某處或某物；它走向別的東西，DNA 或 RNA 的不可見部分，它會感染生命；哲學不能忽視的意外。病毒擾亂了所有超然的哲學前提：從柏拉圖到黑格爾。
此外，病毒是其中的一個對象，例如，它具有物質性：不可察覺性；即使在普通顯微鏡內也無法觀察到，它需要電子顯微鏡。
病毒雖然是無生命的存在，但它有存在的意義，它的目的是與細胞產生寄生共生，這就是病毒的宿命-寄生生活。因此，即使病毒是無生命的實體，它也會影響生命，它通過寄生細胞獲得生命。
一些病毒將身體從健康變為病態，或帶來死亡。雖然不是活的，但病毒有可能改變生命。因此，有生物學家認為病毒處於生命的邊緣，介於非生命和生命之間，它們不會繁殖，但會寄生，在某些生物學家的假設中，它們是半生命體。事實上，它們由 DNA 或 RNA 組成，以不同的方式在細胞之間傳播：昆蟲、血液、粘膜、性交、糞便和無數其他方式。
病毒具有古本體起源。在進化鏈中，它們遠比動物古老。這對某些人來說意味著病毒具有更大的生物記憶，這可能會壓倒動物的統治。醫學史告訴我們，病毒是具有獨特性的實體：對於任何未來的病毒，都必須尋找新的疫苗，而且由於病毒的不斷變異，研究人員必須不斷改變和更新現有的疫苗；科學史包括發現病毒的調查。
對病毒的製度性反應。病毒的經濟方面：新自由主義社會堅持私有化並因此削減醫療保健預算，就像加繆的小說一樣，揭示了他們在面對病毒時的不足，他們的惡意和無能。他們清楚地知道，面對病毒意味著創造一個多餘的福利：更多的醫院，更多的呼吸器，更多的測試，更多的醫生和護士，可能更多的全科醫生，冗餘而不是限制，但他們不會這樣做；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將獲得更少的利潤。
儘管病毒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它還是有社會和心理方面的；例如，使用“病毒”一詞來製造神話和偏見。從病毒的神話中衍生出不同種類的被拒絕人群：猶太人、黑人、非洲人、意大利人、穆斯林、亞洲人、移民、尋求庇護者等。
還有緊急狀態的問題，這是由限制自由以減少傳染和控制人民的想法引起的，一些激進的左翼和右翼政客將其設想為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或行動自由。左翼人士聲稱，病毒是一種測試自由限制的社會建構。右翼人士聲稱，經濟必須繼續下去，不考慮死者。畢竟，死去的人都是老人、殘疾人或窮人。
無意識的第五特權
病毒是否有類似無意識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否也是一種無意識的現象？而且，在這種情況下，關於病毒的無意識的軌跡在哪裡？無意識系統包含改變身體的心理的可能性？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病毒也有類似的結構：儘管它是一個無生命的實體，但它對影響身體（細胞）的古老認知 遠遠超出了人類的任何意識。
病毒具有絕對不可察覺的特性，我們只能了解它可以在哪裡，可以在不同種類的物質表面存活多長時間的信息，可以做些什麼來消除病毒。病毒可以在太空中的任何地方，它“存活”——記住上文提到的關於病毒生命的哲學問題——或者它作為病毒活躍，只要它受到脂質層的保護，當層消失時，病毒消失
然而，無形，這樣的物質影響我們的心理，引起我們對我們所做的事情的注意，它要求我們增加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控制，我們的微小手勢，我們的噴嚏，我們的咳嗽，它要求我們更加強迫症。
對於集體主體而言，病毒是無意識的第五種特權。
弗洛伊德認為無意識是個人經驗的產物，而榮格認為它是從人類過去的集體經驗中繼承而來的。
集體無意識是精神分析學家卡爾榮格最初定義的一個概念。有時被稱為“客觀心理”，它指的是最深層的無意識心智的一部分是遺傳的，而不是由個人經驗塑造的。
根據榮格的教義，集體無意識是全人類共有的，它負責許多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本能，例如靈性、性行為和生死本能。
榮格發明了「集體潛意識」這個詞，來描述全人類的心靈共通的部分；而這些浮現源自共同心靈的想法，匯集的典型主題與情節：感情、健康、金錢、養育子女，以及對受到保護的安全感需求。
根據榮格的說法，集體無意識是由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知識和意象的集合組成的，並且由於祖先的經驗而被所有人共享。儘管人類可能不知道集體無意識中的思想和圖像是什麼，但人們認為在危機時刻，心靈可以利用集體無意識。
關於靈性和宗教的根深蒂固的信仰被解釋為部分是由於集體無意識。榮格相信世界宗教的相似性和普遍性表明宗教是集體無意識的表現。 同樣，道德、倫理和公平或對錯的概念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解釋，集體無意識要負部分責任。
細菌在集體無意識中的作用
集體無意識目前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檢查。精神病學研究現在正在研究細菌在集體無意識中的作用。腸道細菌中的基因數量超過人體中的基因，這些細菌可能會產生神經活性化合物。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些神經活性化合物可能是調節人類行為的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 如果是這樣，腸道微生物的研究可能是未來精神病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除非我們形成集體意識，否則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
可能有些人認為 Covid-19 是上帝的作為。他已將病毒作為信息發送給人類，讓他們放棄肆意妄為。還有其他人——我傾向於這種信念——他們認為病毒可能是地球母親自我調節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於人類無法控制自己，因此正在摧毀地球，病毒已經發展起來，削弱並減少我們人類正在做的傷害。無論我們相信上帝還是地球母親，如果我們要戰勝病毒，甚至拯救地球，我們都需要像人類一樣集體思考和行動。
我們需要開始不再將自己視為家庭成員、不屬於某個群體或國家，而是將自己視為人類的一員。除非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發展出集體意識，否則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或拯救地球。
但是人類社會的分裂是巨大而根深蒂固的。問題是，當人類開始分裂成群體、氏族和部落時，他們不僅認為其他人與眾不同，而且在道德上也低人一等。道德優越感帶來了部落之間的一種信念，即他們應該得到更多的財富和資源。道德和利益衝突
猶太-基督教思想帶來了一場道德革命。在部落和宗教團體中，人們開始痴迷於他們自己的個人救贖。重點是來生，以及人們作為個體是會被拯救還是被詛咒。
期待上帝的直接干預?
但是 Covid-19 提醒我們，唯一真正的救贖是關於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停止相信上帝，或者至少相信一個直接干預我們生活的上帝而放棄自由創造的力量，應是開始思考我們可以集體做些什麼來拯救我們人類，拯救其他物種，甚至拯救地球本身。
隨著最新的量子力學和形而上學剛剛被發現，我們注意到我們不是在前進，而是回到了古代薩滿、神秘家和聖人留給我們的意識。
這是一個新時代。一個責任和管理的時代。當我們開始在內在的世界中尋找答案時，外在的世界就會反映出來。在這個新時代，我們會發現我們都是一個心智，一個機體，一個靈。我們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救世主。
在占星學上，COVID-19 全球大流行與土星/冥王星的 22 年周期相關。這個循環帶來了強制的集體轉型和重大變革。我們在世界上經歷的混亂——氣候變化增加了自然災害和大流行——表明我們的世界可能處於一個更大的轉變過程中，激活了編碼在集體無意識中的死亡和重生的原型。
這種轉變是關於什麼的？
集體心理重置所必需的自我隔離和封鎖。
一個更大的視角，我們正處於雙魚座時代的末期，並進入水瓶座時代。
找到我們在集體運動中的個人角色，並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意義。
在我們個人的心理狀態和世界狀態之間存在反饋循環。例如，抑鬱是一種心理狀態，但在很多情況下，它反映了世界的狀態——我們今天的生活方式。同樣，世界狀況反映了我們的心態——環境正在被不可持續的消費所破壞，其根源在於我們需要通過購物來緩解無聊、孤獨或缺乏自我價值等內心問題。
我們只有擁有共同的身份和目標感，才能解決我們的全球挑戰——從氣候變化到 COVID-19。我們需要在自己的腦海中將自己視為更大的我們的一部分，而不是他們和我們。
例如，在大流行中，我們每個人每天都面臨著是否要尊重社會疏遠或僅從原子化的“我”的角度思考的決定——“好吧，我足夠年輕，如果我抓住它，症狀不會那麼嚴重。也許我會冒這個險。” 政府也是一樣：當你看到政府首腦將冠狀病毒歸咎於其他國家時，這是他們和我們 思考模式的一個例子，而不是更大的我們 思維。利用心理學來促使更多人將自己視為更大的我們的 一部分。
我們實際上已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看到了對 COVID-19 的友好反應，真正積極的、自下而上的、自組織的社區反應。為了維持這一點，重要的是我們要為幻滅階段做好心理準備。
這是災難發生後的階段，壓力開始增加，無論是經濟上的擔憂或健康問題，還是疲勞、時間不足等。這可能會導致相當深的抑鬱、幻滅、被遺棄等感覺。如果我們預料到它並且我們準備好感受到那種下降，那麼我們將能夠更好地度過那個階段。
在社交媒體時代，我們個人的心理和情緒狀態可能具有很強的傳染性。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是恐懼、懷疑和恐慌之類的沃土——想想社交媒體上盛行的所有陰謀論吧。
所以我們非常強烈地認為管理自己的精神和情緒狀態（即有意識的自我意識）是第一步。下一步是管理我們集體中樞神經系統（即社交媒體）的影響。當你在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或其他任何東西上互動時，只要問問自己，“我在那裡發布的內容是否會讓人們陷入戰鬥或逃跑或趨於友好的境地？”
當然，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憤怒、恐懼或兩極分化的內容，它通常會比統一的內容獲得更多的喜歡或轉發。當然，社交媒體公司也知道這一點。運算法經常向我們推送觸發內容，因為這是通過廣告收入將我們的注意力貨幣化並使我們留在他們的網站上的最有效方式。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對科技行業進行各種改革，以鼓勵公司在如何管理社交媒體內容方面承擔更多責任。
賽斯說-流行病
一種疾病的爆發的環境能指出 引起這種混亂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狀況。
常常一種疾病爆發發生在 無效的政治或社會行動 --某些一致的集體社會抗議—失敗 或被認為無望之後。 它們也常常發生在戰時， 在反對他們所捲入的戰爭的國家裡。
在一次流行病裏， 每一個受害者都死了他「個人的死」， 但那個死亡卻變成 一個集體社會抗議的一部分。
那些最親近的「倖存者」 的生命被震撼了， 而按照流行病的範圍， 種種不同層面的社會生活本身 也受到了干擾、改變、重組。
有時候這種流行病 最後終於導致 政府的被推翻，或戰爭的失敗。
流行病達到了好幾種目的， 警告說某種情況將不被容忍， 有一種生物性的憤怒 將會繼續被表現出來， 直到情況被改變為止。
到某一個程度， 流行病是那些捲入的人 的一個集體自殺現象的結果。 使得他們個人的死亡等於是個「集體聲明」。
在某個層面， 這些死亡是對當時 那個時代的抗議。 不過， 那些涉及的人 都有其個人的理由。
這種死亡 的部分原因 就是要讓倖存的人 去質問當時的情況， 這種集體死亡的理由 必然超過了 一般所接受的信念。
流行病因著它們的公眾性 而道出了公眾問題。
橫掃過動物群的流行病 也是生物上與心靈上的聲明 ， 因為在其中的每個個體都知道， 只有牠自己最大的成就 ， 才能滿足在個人基礎上的生活品質， 而由此對其族類的集體存活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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